1. 三星堆为什么这么诡异，如螃蟹眼睛一样？

刚开始我也觉得它很特别，因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它确实非常独特。眼睛向前伸，而且还有两截。这在同一时期（三星堆的年代大约为商代晚期）文明中，它是比较先进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看来它可能在当时拥有更发达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力。这么特别的青铜面具，是谁制作出来的？

当然不可能是外星人。有人根据古文献中所载，说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其目纵”，由此认定，它是“蚕丛”。但问题是，我们发现还有别的眼睛造型：

比如像这样的，其实这种大眼睛更多。而且这些面具，有些实在是大，因此，我们只能推测，这种面具大概是一种被祭祀的对象，这种对象有很特别的眼睛。其实还有别插饰，因为它的眉间还有孔，两侧太阳穴的位置有些也有孔。

有些是以黄金包面，但是耳部打孔。从我的认识来看，这种形象跟早期人类的巫师形象很象，他的职责是负责沟通天地，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始祖神之类的具有特殊能力的角色，但肯定不是普通形象。这些形象有些是被安装在很高的木桩上或台上。

而有些则直接用青铜铸成高高的形象。

在那个时候，但凡很高的东西都不是普通的事物。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非常之高。在《山海经》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它的记载。它是众神往返天地之间的天梯。而那些青铜面具跟这些神树肯定有联系。

这些奇异的青铜器是谁的杰作？现在学界尚无一个比较一致的答案。

但我以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早期出现几个平行的文明一点都奇怪，商代晚期至少江西新干大洋洲也有跟中原地区平行的文明存在。这个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水平也不比中原地区差，在纹饰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从周代青铜器的纹饰来看。江西地区最后是被中原地区征服了，中原地区的青铜纹饰中的某些母题中吸收了江西地区青铜纹饰，但是有了改变，少了面方的诡异特色。三星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的文明最后消失了，这种消失是因为一个族群或方国被另一个方国给吞并所致。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夏、商、周时期，可能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顺序接替的国家，而是当时在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国家中，几个较大的国家，当商吞并了夏后，扩大了领地，然后周又吞并了商。经过战国时期以及秦的统一战争，其实先秦的文献基本被毁了，所以就连汉代的人也不知周代的具体，很多文献所载都是推测的。更何况那个在战国前就已经消失了的三星堆文明呢。

2. 什么时候开挖三星堆？

“古遗址”在地下埋藏了数百年，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保存状态。依现在的技术，挖掘等于破坏。所以，“尽量不主动挖掘”已成为国际共识。

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1929年被农民燕道诚偶然发现的，之后国内外考古组对此进行了多次研究，他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长此以来我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同时代的巴楚地区比较封闭落后。而三星堆遗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拥有高度发达的古文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扩充了中华文明的母体。

青铜器

此外，在不完全的挖掘中，已出土了大量具有宝贵价值的文物，构成了人类古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以青铜器为主，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因为，形状比较怪异，甚至有人认为是外星人所作。

三星堆博物馆

出于保护的目的，三星堆遗址已停止了挖掘，他的很多未解之谜只能有待后人去破解。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多方努力，2017年5月，成都市文广新局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申遗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如果成功，将更能得到业界的认可和尊重，也可以更好地对中华文明尤其是古蜀文明进行传承和保护。

3. 三星堆为啥不全部挖掘？

三星堆遗址首次进行发掘是在1934年，只挖了短短十天，后来到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又恢复了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而一次长达20年的大规模的发掘工程则是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

三星堆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考古专家刚开始看到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具等青铜器时也是吓了一跳，在其中有高达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还有3.95米高的青铜神树。

青铜大立人重约300余斤，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青铜立人的双手呈一个环抱的姿势，双手似是拿着什么东西，有人认为其环管状之手便是《山海经》中所提到的“操蛇”。

青铜神树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都立有一只代表太阳的神鸟。另外还有一个长1.42米、重780克的，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包卷而成的金杖；以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

当考古工作者清理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从中也感受出了许多诡异，有不少人还认为出土的文物不太可能存在3000多年前，而且在古代史料以及著录上都不曾记载过这样的神像，而且三星堆遗址的许多东西颠覆了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

三星堆遗址谜点重重，即使还可以深入研究，但出于现在的技术还有限，目前出土的文物也供一番研究，因此三星堆遗址挖到一半就停止了，如此谨慎的原因也是为了保护文物，如果将来有能力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人们大概会更大跌眼镜

4.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朝代？

《盗墓笔记》第二部中，讲了一个关于“秦岭神树”的故事，诡异而魔幻。而“秦岭神树”的原型和灵感，便来自于四川三星堆古遗址出土的一件神秘青铜制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史料浩如烟海。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和美洲玛雅文明比，显得更加恢弘严谨有体系。不过，若吹毛求疵的话，似乎少了一丝神秘。

恰好近年来出土的四川三星堆古文明，却天然就具有这种诡秘气质，填补了中国历史上的这方空白。

（青铜面具）

从1929年四川德阳广汉农民燕道诚父子在刨沟时偶然发现一个玉石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星堆的庐山真面目，逐渐展现出来。其深厚的考古、历史、文化和艺术性，让人叹为观止，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文明的现世，对“中原中心说”是一个驳斥，表明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母体。

三星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遗址，而是一个东西长约五至六千米，南北宽约两到三千米，面积达十二平方公里的，由城墙、壕沟、内城、墓葬、祭祀坑等几十个遗迹构成的庞大遗址群。

三星堆先后出土了数千件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金器、贝类、象牙等珍贵文物，展示了古蜀人极其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黄金加工技术以及与周边部族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青铜神树）

在这些庞杂而丰富的珍贵文物中，便有《盗墓笔记》中的“青铜神树”，树高3.95米，分三层，每层三枝，枝头各立一只象征太阳的鸟，造型独特，寓意深刻而又高深莫测。除了神树，还有号称“铜像之王”，高2.6米、重达300多斤的青铜大立人像；有“面具之王”之称的宽1.42米的青铜纵目面具像；还有象征王权和法权的黄金权杖。这些古蜀文物，与中原文明既相得益彰又迥然不同，宛如天外来客和域外文明，极具地方特色和独特美学、艺术价值。

考古学将人类先期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可分为从人类制造第一件石器工具的二三百万年前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人类便进入生产力更发达、组织形态更复杂的青铜时代。

根据国际惯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可分为12000年至9000年前的前期、9000年至7000年前的中期以及7000年至4000年前的后期。

（三星堆遗址）

据考古学家认定，三星堆古文明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前后延续2000年。这次发现，让在历史中消失的古蜀国重新显现，并且把蜀地文明向前推进了2000年。该遗址分1期到4期，一期距今约 5000年至4000年，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夏王朝建立之前。

夏王朝约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约前1600年至前1046年。夏商二朝共约1000年，这正好是三星堆古文明遗址二、三、四期所对应的历史时期。

古蜀文明源于四川岷江上游的蜀山氏，从氏族社会，逐步发展至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至公元前316年，共经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处于新石器时期晚期和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明，应是古蜀文明蚕丛、柏灌、鱼凫三个王朝时期。

根据《尚书》记载，商末周初武王伐纣之时，武王在牧野与庸国、蜀国、羌国、毛国、卢国、微国、彭国、濮国等八个主要同盟国共同宣誓，此八国也被称为“牧誓八国”。蜀国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原政治角逐，此时为古蜀国杜宇王朝时期。

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东周时期，杜宇禅让给鳖灵氏，建立古蜀文明第五个王朝——开明王朝。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入川灭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亡。巴蜀之地，从此整体纳入中华版图和文明进程中来。

5. 博物馆中让你感到最震惊的一件文物是什么？

本人喜欢旅游，喜欢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一般我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时间允许，有两个地方是必去的，一个是富含市井气息的农贸市场，另一个就是博物馆了，这些年累积下来，也去了一些地方，从开始的新奇，到震撼，再到司空见惯的麻木，算是经历了一个心路历程，不管什么样的文物，都脱离不了华夏文明的范畴，见得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我去年到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那些出土的文物，似乎又找到第一次看到兵马俑的感觉。

这是三星堆三个镇馆之宝之一的青铜神树，树高约为3.95米，青铜神树在《盗墓笔记》里多有提及，说是用来祭祀的礼器，你站在树下凝视着它，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你会惊叹先民们居然有这样高超的冶炼技术、制作工艺，当时的政治、军事及平民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据说三星堆现在不敢深入研究下去，因为涉及到文化的传承，至于真相如何，就不是我们吃瓜群众可以揣测的了。

其实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与历史，博物馆是首选，它能最直观地向你展示这个地方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而博物馆也是一个收藏及传播文化的所在。我们常说传统文化，其实这是个很笼统的词汇，何为传统文化？是诗词、是音乐、是国画还是儒释道？而博物馆里所陈列的文物，就是展示传统文化的一种介质，一种物质化、形象化的东西。当我们站在先人创造的文化瑰宝面前，当历史的那股沧桑气息扑面而来时，心里有一种难言的喜悦与满足，“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6. 中国各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有很多人不知道初到一座城市应该怎么开始你的旅程

有句话说的很好

“想了解一座城市，应该先从博物馆开始”

其实想要了解一坐博物馆

就应该先从这里的镇馆之宝看起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认识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那些镇馆之宝。

先从咱们洛阳开始吧~

洛阳博物馆·夏代 乳钉纹铜爵

像不像凌空飞翔的鸟雀？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酒器，在文物界享有“中国第一爵”的美誉。它常常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珍品出国参加各种文物展览，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宝文物。

唐代三彩黑釉马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统治者眼里，马具有其他动物所不能企及的地位和意义。唐代尚马之风极盛，唐代的三彩艺匠用熟练的技术和灵巧的刀法，塑造出各种骏马形象，这匹黑釉马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因工艺复杂，只有洛阳和北京可以看到。

曹魏白玉杯

出土于1956年，高11.5、口径5.2、底径4厘米。它选用珍贵的和田白玉雕琢而成，质地精美，无任何过份雕琢，尽显超凡脱俗的大气之美。自东汉以后，玉器的价值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上古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礼玉这时期已基本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用具和装饰用具开始成为玉器制作的主流，而这件玉杯则恰恰反映出玉器由浓重的政治等级化向世俗化转变的重要史实。

石辟邪

1992年12月在汉光武帝陵南一公里处由村民挖水渠时挖出，高1.90米，长2.97米，宽0.9米，重8吨多，是汉代青石雕刻，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石辟邪。古人将它放置在陵墓内用以庇护，认为它可以使冥宅永安，并能引领亡者的灵魂升入仙界。有没有人联想到《盗墓笔记》呢？

金丝楠木塔

“纵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楠木更是乌木中的珍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楠木树直节少，木质较细，纹理顺而不易变形，经千年不腐不蛀；而且它含芳香精油，弹性好，木材本身还能渗透出排列有序的“金丝”，异常高贵华美。造于清代初期，是1973年从故宫调拨至洛阳的2000多件文物中的一件。佛塔周身有304个佛龛，每个龛中供奉一尊鎏金菩萨。

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也为我们展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汴京城的盛世景象，虽然它也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同时，在现代视角的解读下，《清明上河图》已经不仅仅是一幅难得一见的名画，它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种文化的传承，九百年来，以《清明上河图》为主题的再创作层出不穷，直到今天，它依然深受现代人的喜爱。

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 后母戊鼎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属于祭祀用品。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一称司母戊鼎），全称为后母戊大方鼎。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后母戊鼎是中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中国高超的铸造水平。

天津博物馆·《雪景寒林图》

此图描绘了北方壮美的雪山景色。画中雪峰屏立，山势高耸，白雪皑皑。深谷寒林间，萧寺掩映，流水无波，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其山取盘桓向上高远之势，其水造平静冷凝之态，其树画深郁寒峭之意。

河北省博物馆·中山靖王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是中国汉代文物，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古代人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山西博物院·晋侯鸟尊

晋侯鸟尊体现了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宗庙礼器。晋侯鸟尊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匈奴王冠

匈奴王冠是黄金制成的，重1394克，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单于金冠。金冠由金鹰和冠带两部分组成，上面浮雕有羊和狼的图案，雄鹰站在半球形金冠顶上，俯视着冠带上狼与羊搏斗的情景。

山东博物馆·东平汉墓壁画

这些壁画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艺术水平最高的早期壁画，在全国也极为罕见。画面色彩艳丽，造型比例匀称，线条简练流畅，刻画细腻精美，形态生动逼真，反映出汉代画匠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绘画技巧。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民间生活习俗以及汉代绘画，其价值不言而喻。

南京博物院·清乾隆帝行围图转旋瓶

此瓶是为纪念乾隆皇帝“东巡狩猎”，由景德镇官窑特意制作的，再现了乾隆皇帝盛年时期出巡骑马射猎时的场景。

转旋瓶是乾隆官窑创制的特有瓶式，工艺复杂结构奇巧，最大特色就是在镂空的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

外瓶上绘的是乾隆皇帝持缰策马，身后跟着旗手与猎犬。夹层绘有群臣跪拜图。如果旋转内胆，乾隆狩猎的场景就会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你面前，只见大队人马如同动画一般穿行在山间，像走马灯一般，极富艺术观赏效果。

南京市博物馆·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该文物为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中国瓷器三绝之一。有着极为独特的青花纹饰，体现了极高的烧制水平。小口、丰肩、斜腹、敛胫、平底，造型优美，线条圆润、流畅，雍容华贵，给人以凝重的美感。肩腹部刻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瓷瓶上所绘的青花纹饰层次多样，非常独特。

上海博物馆·王羲之《上虞帖》

《上虞帖》的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在笔法上，首先，它不是靠轻重提按变化来丰富线条内容的，而是以节奏和运行速度来充实线条内涵，提按为辅。其次，结构上强调开合变化，收放自如，所以字形构架的视觉效果显露出一种“张力”的特征。

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前段)

《富春山居图》为元朝的书画，是黄公望的代表作，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福建博物院·云纹青铜大铙

云纹青铜大铙（náo）为西周乐器。平口，钲部两侧有36个冏纹乳突状枚，枚直径3.5厘米，高2厘米。鼓饰变形兽面纹，两侧饰云雷纹。甬亦饰变形兽面纹。大铙双范合铸，浑大厚重，作风稳重古朴。表现出很高的铸造工艺水平，是福建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

安徽博物院·战国楚大鼎

铸客铜鼎，又称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青铜器，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此鼎形制雄伟，堪称楚国重器。此鼎形制雄伟，堪称楚国重器。

江西省博物馆·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

该件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是最大的青铜甗，有“甗王”之誉。此甗（yǎn）甑（zèng）鬲连体，鬲裆高，下四足。耳上各立一鹿，一雄一雌，回首相顾。鹿竖角，短尾卷，身披鳞片。甑腹饰四组展体的兽面纹。鬲足袋满饰浮雕兽面纹，它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稳定性良好。

河南博物院·春秋莲鹤方壶

春秋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莲鹤方壶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造精美，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

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 曾侯乙编钟

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此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历经两千四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加之“物以人名”，历史文化价值很高，此剑被当世之人誉为“天下第一剑”，堪称我国国宝。

曾侯乙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表明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

湖南省博物馆·素纱襌衣

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坐龙

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龙取坐姿，左前肢高举，与左后肢间有腾云相连。右前肢着地，与右后肢相接。尾部翘起外卷，前肢长鬣（liè）突出于肩部之上，与头上卷鬣及后扬的长鬣相映。这尊金代铜坐龙继承与发扬了前代龙型的优点并且根据自身浓郁的地方特色加以拓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素纱襌（dān）衣是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是世界上最轻的素纱襌衣和最早的印花织物。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 且色彩鲜艳，纹饰绚丽。它代表了西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件素纱襌衣中，襌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襌衣。

吉林省博物馆·青花云龙纹高足碗

元代青花云龙纹高足碗，侈口，深腹。高圈足上有三道凸弦纹，呈竹节状。口沿为青花唐草纹。内壁暗花印行龙二条。外壁用青花绘一游龙，并衬以火焰纹。青花色泽青翠浓艳，线条流畅有力，堪称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

辽宁省博物馆·宋徽宗《瑞鹤图》

《瑞鹤图》是赵佶书画中的珍品，难得的是诗、书、画具为上乘之作。图中描绘了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绘画技法精妙绝伦，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

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

镂雕祥云缭绕，十余条健龙或藏头露尾、或藏尾露首穿行于云层之间。大球内分层透雕二十一个小球，球球相套，层层能转，满地纹饰。三节台柱，上为六层透雕小象牙球，纹饰同顶上之大象牙球；下为透雕卷草云龙四足座，座上雕人物顶柱状承盘，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的雕刻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广东省博物馆·千金猴王砚

千金猴王砚为三大名砚之首，长25.5厘米，宽17.6厘米，长方形，质地细腻温润，娇嫩如小儿肌肤，砚堂内有大片鱼脑冻（石品花纹的一种），四周以火捺等色彩环绕，形成一只蹲着的猕猴图案，甚至眼、鼻、嘴和前足都清晰可见，非常逼真，所以由此得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翔鹭纹铜鼓

这是西汉时期的金属器，入土时胸腰已截开，胸部饰羽人划船纹六组，船形两头高翘。该墓部分器物带有明显的滇文化色彩，同时出土的还有中原汉式器物，如六博棋盘和铜跽坐俑等，既反映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创造才能，也体现了当时他们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

海南省博物馆·宋青白釉花口凤首壶

青白釉花口凤首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白中泛青，看起来很像青白玉。口部为四瓣花图案，象征凤冠，径部被装饰城凤首形状，凤首后部呈钩状，恰似凤凰的羽毛。此凤首壶是中西方文化进行交融的一件产品，将东方的韵味与西方的装饰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是一件不可多得瓷器珍品。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明代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

手抄描金《古兰经》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名阿訇捐赠的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是目前国内收藏的最珍贵的《古兰经》珍善本之一，对于研究回族历史、宗教和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宁夏博物馆

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是西夏时期的一件青铜器，它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这件青铜铸造的牛屈驶而卧，体态健壮，比例匀称、造型逼真、个体硕大。铜牛中空，外表通体婆金。制作时需要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姿金等工艺集于一体，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

甘肃省博物馆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高超铸造业的象征。从力学上分析，马踏飞燕为飞燕找到了重心落点，造成稳定性。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给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既有力的感觉，又有动的节奏。马踏飞燕也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

不过马蹄所踩的飞鸟，也有不同的认识，有“飞燕”说、“乌鸦”说、“龙雀”说、“飞隼”说、“飞鹰”说、“鹰鹞”说等等。

青海省博物馆

铜鎏金观音造像

铜鎏金观音造像是国宝级文物。由明朝皇帝赐给青海著名的瞿坛寺。该器物身姿婀娜，站立在莲花座上。衣饰线条流畅飘逸，面含微笑，表情慈和，遍体鎏金。其铸造工艺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技术水平。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镶金兽首玛瑙杯 舞马衔杯纹银壶

兽首玛瑙杯是唐代酒器，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选材、设计和工艺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

银壶的造型采用的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皮囊的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口，上面置有覆莲瓣式的壶盖，壶顶有银链和弓形的壶柄相连，这种形制，既便于外出骑猎携带，又便于日常生活使用，表现了唐代工匠在设计上的独具匠心。银壶的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出一匹奋首鼓尾、跃然起舞的骏马。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兵马俑

陕西的兵马俑闻名世界，千人千面的兵佣神态各异。其中，位于兵马俑二号坑的跪佣更是其中的精品，他右膝跪地，左腿蹲曲，双目炯炯有神地凝聚前方，那冷峻的面庞和手持弓弩的咄咄英气，似乎秦始皇就是成就统一霸业的最好诠释。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神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龙的头朝下，尾在上，夭矫多姿。二号大神树的一旁，同样有一条蜿蜒盘桓的龙，神树与神龙的一体形象，使神树显示出非凡的魅力与深厚的象征意义。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独树一帜世界罕见。

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属商代晚期作品，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鸟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

贵州省博物馆

东汉铜车马

铜车马是东汉时期的铜铸文物，是武威的标志性文物，其构思独特、设计合理、寓意丰富、姿态各异，象征东汉时期拥有强大的武装官僚势力，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文物内涵。贵州东汉铜车马的发掘，对研究东汉时期盘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贵州悠久的历史渊源。

云南省博物馆

牛虎铜案

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是中华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们既和中原及西北青铜文化有着历史渊源，但又有着鲜明的边疆民族个性。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古滇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冶金史、美术史、民俗史等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重庆三峡博物馆

乌杨石阙

汉阙属祠庙或陵墓前成双成对的装饰性建筑物，是我国最早的仿木结构石质装饰建筑，对研究古建筑艺术、葬制有重要价值。此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汉阙。乌杨石阙阙身雕刻丰富。其仿木构建筑雕刻对于无一幸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神韵。

西藏博物馆

双体陶罐

双体陶罐无论从器形还是纹饰，都体现出与西藏同时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与众不同的特点：整体造型洗练优美、饱满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纹饰精美，代表了当时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而且体现出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卡若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代表和点睛之作，被誉为西藏博物馆的馆标和镇馆之宝。

台北故宫博物院

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是与真实白菜相似度几乎为百分之百的作品，是由翠玉所琢碾而成，亲切的题材、洁白的菜身与翠绿的叶子，都让人感觉十分熟悉而亲近，别忘了看看菜叶上停留的两只昆虫，它们可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

毛公鼎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

7. 周灭商后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

分封制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分化权力，恰恰相反，它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权威，保护江山永远姓“姬”，而设计出来的独特政权结构。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发现实行分封制的几个优点：政权从公有到私有、王权从选举到世袭、治权从虚治到实治。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将分封制与西周之前的邦联制对比，而不是与后面的帝制集权政治比较。

政权从公有到私有，分封制是对邦联制结构的肢解

分封制与帝制相比，存在很多缺陷，但是中国的历史并非一开始就是分封制，它有一个漫长演变过程。从最早的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部落邦联，再演化为分封制，夏朝和商朝就是邦联制结构政权。

1.西周之前的邦联制政权结构模式

邦联制结构下，最小的社会组成单元依然是部落，若干个部落之间形成部落联盟，若干个部落联盟之间，再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再形成邦联制结构的政权体系。人类历史，伏羲女娲所在时期，是原始部落期间，黄帝、尧、舜、禹期间是部落联盟时期，夏朝和商朝是邦联制结构时期。

邦联制结构的诞生，直接催生了国家概念的产生。从国家概念诞生，到实现权力独裁，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

2.邦联制下的政权特性

①部落联盟轮流执政

联邦制条件下，执政部落联盟是通过联盟之间选举产生，而不是某一部落垄断。有学者研究，商朝的王，名字都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命名，这不是人名，而是部落联盟的图腾标记。也就是说，商朝的执政部落，并非继承关系，而是轮流坐庄的选举结果。

西周最早也是这个结构，周武王伐纣，就是由于以姬姓部落，与其他部落之间构建的联盟，强大到足以挑战姒姓部落联盟。周联盟至少包含姬、姜、子、妫等部落，他们在分封制确立之前，就是轮流执政的状态，传说中的姜子牙，应该是姜部落的首领。

②政权逐步走向垄断

邦联制与部落联盟结构不同的地方在于，执政的部落联盟开始走向垄断。比如夏朝，一般认为从夏启开始，王权进入父子相传阶段。其实不是，而是执政权从各大部落联盟轮流坐庄，变为由姒姓部落联盟独占，绝不是夏启父子相传。

也就是说，邦联制政权已经从原始的“大公”，变成了某个部落联盟内部的“小公”，对别的部落联盟形成了政权垄断。

③部落联盟相对松散

邦联制结构下，部落联盟之间相对松散，国家政权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这种形态，既跟政权的不完善性有关，也跟自然条件的约束性有关。

④内部和外部冲突加剧

垄断性必然伴随强制性，强制性必然导致冲突加剧。邦联制结构首先带来执政联盟部落，与非执政部落联盟之间的冲突。这个很好理解，谁都不愿意失去执政的机会，周联盟对商的挑战就来自于此。

执政的部落联盟内部为何也会矛盾加剧呢？因为执政的部落联盟内部，也逐步走向小部落，即家族对政权的垄断。人类从和平走向小规模的部落冲突，再走向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战争，再步入大规模的邦联政权结构的大规模战争，就是因此而来。

3.分封制与邦联制下的政权区别

分封制与邦联制有什么区别呢？它又有哪些优点呢？

①轮流执政体系瓦解

首先分封制导致原有的轮流执政体系完全瓦解，邦联制联盟结构也不复存在，变成了新的“家国天下”三层统治结构，其中，最高执政权以法统的形式，固化于某一个家族，不再是轮流坐庄。

②联盟成员关系固化

与邦联制结构下，部落联盟关系平等，通过选举产生领导权不同，分封制将各部落联盟变成了诸侯国，在保证诸侯国利益的前提下，也强化了姬姓家族唯一的执政位置，从而将变动的平等关系，固化为不平等的君臣关系。

③政治结构更加稳定

由此可见，分封制相对邦联制，彻底抛弃了“公权”，形成了姬姓家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结构，相对于原始的轮流坐庄，显然更适应族群规模扩张的需求，分封制和宗法制形成的法统体系，让政权结构更趋于稳定，虽然它不公平。

4.分封不等于分地

请注意分封制结构，不等于将土地的所有权让渡，而是将管理权下放。在这个结构中，首先确认的是姬姓家族对天下土地的家族私有，通俗讲就是全天下只有一个产权人——姬姓。

诸侯，即原来部落联盟呢？他们是经姬姓家族授权，代表姬姓家族，并替姬姓家族管理某一块土地上的人民，即授权经营者。

以上四点说明，分封制瓦解了邦联制结构，是一次将政权私有化的进程。

王权从选举到世袭，分封制从法统上塑造了王权独裁

前面是从政权结构阐述，那么从王权角度来看，分封制是不是等于分权呢？同样需要跟邦联制结构下的王权比较。

1.邦联制结构下的王权

①部落对外的垄断特性

跟政权结构相似，邦联制结构下王权，首先表现为对外的垄断特性。一般认为，夏启是这个结构的第一人，其实不是那样，从《史记》的记载看，三皇五帝之间都存在着血缘关系，他们所统领的部落，其实同根同脉。也就是说三皇五帝之间的禅让，其实是泛家族概念上的内部游戏。

夏启只是在部落联盟发展为邦联制结构下，将王权垄断于某个部落联盟，对本联盟以外，不再享有王权的染指可能性，即对外的垄断性。

②部落对内的民主特性

另一面，王权在部落联盟内部又具有民族特性。前面讲过，夏商两代，不能看作是王权父子相传的时代，而是同一个部落联盟（或部落）内部，更亲近的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承。对内部成员来说，具有一定的民主特性。

2.分封制与邦联制下的王权差别

明显可见，分封制相对邦联制的王权，存在明显差别，分封制条件完全不存在民主。它不光派出了部落联盟，连近支血缘关系，都要分出嫡系和庶系，将权力以嫡系父子相传的形式，彻底变成私有财产。

周公知道，这种王权的私有化，必然造成对王权的觊觎甚至争端，所以他设计出了一整套的封建礼制，从而保障了封建体系的有效运行。

3.分封不等于分权

跟政权结构一样，分封不等于分权，而是一种授权模式。只是在周公设计的的分封制里，虽然周天子有权力取消授权，可事实上一经授权再也没有收回过，造成了事实上的分权，这就是分封制败亡的根源之一。

我们不能因为周朝末年分封制的崩塌，认为就是分权的不当，其实相对于邦联制王权结构，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治权从虚治到实治，分封制适应了幅员辽阔的特性

分封制其实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散于各地的部落成员不断发展壮大，部落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越来越广泛，但是古代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远远适应不了人类活动的发展需求。

简单来说，从夏商道西周，政权所统治的区域迅速增长，但是实际治理水平受客观条件制约，无法达成效果。

1.从夏商到西周的地域变化

夏朝由十二个主要部落联盟构成，疆域范围局限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很狭窄的范围内。虽然史书上夏分九州的说法，那仅仅是当时的人对地域的一个了解，并不能形成统治权。

商朝的疆域延伸到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北、陕西等部分地区，疆域明显扩大，但对大多数地域不能形成有效统治管理。

西周则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并与长江流域形成广泛交流和统治，形成了中国地理结构的雏形。

可见，人类的生产活动能力，及族群的繁衍能力，远远大于政权的统治能力。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充，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必然促使治理结构的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

2.夏商时期的虚治

早在黄帝时期，就有过黄帝与炎帝、蚩尤九黎部落之间的战争，理论上讲，那个时候，黄帝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版图雏形。可事实上，以当时的环境，原始的统治模式，无法对幅员广阔的中国（当然那时候还不叫中国）实际统治。

所以，夏商时期，对很多部落联盟的统治，顶多就是个武力炫耀。

3.分封制的实治

西周的分封制则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左传》记载，西周建立之初，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把实际统治的疆域，直接推进到淮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

分封制不光通过诸侯国，对偏远地区实现实际治理，而且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表面上看，分封让王权失去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其实既增加了西周政权的控制范围，也增强了对地方控制的有效性。

综述

人们看到分封就想到分权，就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帝制统治结构相比较，显然这是不正确的。分封制是邦联制结构的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统治模式，并形成了文化奠基。它表面上是“分权”，其实是对邦联制的“集权”，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