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兴事件始末，汤阴岳飞庙的满江红碑到底是哪年刻的？

汤阴王熙字时雍，元侍御公王辅五世孙。有清操，登成化戊子（成化四年（1469年）戊子）乡荐。（以诸省试之直省,曰乡试,中试者为举人，历任山东泗水令，德州同知，居官以廉眞闻。居官以廉直闻。后归隐，不见俗人，亦不为子孙营产，识者高之。）成化元年(1465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

天兴二年(1233),王辅等十六人并因“终场”而赐“进士出身”,却未提及正规的“放及第”

翰林院侍讲徐珵（徐有贞）言：臣近蒙差往河南彰德府召募民壮。道经汤阴县周流社。询知宋臣岳飞生于其地。岳飞之祖坆犹在。岳飞起自民间。应募勤王。大立战功。佐成中兴之业。殁后葬于杭州。墓木南拱，至今庙食。汤阴实岳飞所生之地，理宜建庙祀之。 皇上临御，凡天下祀典，并令有司令修举矧，今方将奋扬神武，复仇雪耻，灭彼贼虏，以成中兴之功。有如岳飞者，宜令建立庙宇，春秋祭祀，则不惟汤阴之民知所激劝，而在朝将士以及天下之人亦莫不知所激劝。而兴起其忠义之心矣。 帝从之

赐杭州宋将岳飞庙额曰忠烈，命有司春秋祭之。从杭州府同知马伟奏请也

2. 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

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他在宫里做什么事。我想就像现代人宅在家里一样生活。只不过他是帝王，在家里吃喝玩乐那是难免的。但是就因为他是帝王，他既使呆在家里，他的大脑也不会清净的，会思虑朝政，会处理朝政，只不过处理朝政的地点是在家里。

万历皇帝几十年没有上朝，他的朝廷大权并没有旁落。

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带并不代表他不理朝政。他对朝廷的大事还是严抓的，比如万历年间的三大征，就是万历拍板决定的，并且选兵点将。朝廷的一并大事他都亲自过问和处理。

第二个原因：就是明朝的政治体系。在明朝初期，洪武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废除了宰相制度，形成了内阁辅政制度。内阁会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万历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只要召见内阁成员，开个小会，来商讨和处理国家要政就可以了。

第三个原因：权臣张居正被万历抄家，后来冯保又被抄家清算。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最有权利的人，张居正既是万历的老师，又为明朝的改革功臣。得罪了皇权，还是没有逃脱被清算，这可以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后来可能成为权臣的内阁首辅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他们清楚，万历看似怠政，但是如果挑战皇权的话，那只有被收拾的份了。

所以，万历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虽偷懒但不至于大权旁落。当然他的怠政也给朝廷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留下了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大明江山，以至于死后24年明朝亡国。

3. 联想此次的危机公关是胜例还是败例？

联想此次危机公关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从目前事件持续发酵的程度来看对联想是不利的，从网上公众的评论和态度来看，应该算失败的案例吧。本来此次事件不管是否有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想中伤联想，其实一开始公关团队出个声明一笔带过澄清就可以了，结果三大boss集体写信澄清，主动把事情给炒热了，本身这个事件炒的越热对联想就越不利。即使目前刘强东、李彦宏、雷军、周鸿祎 贾跃亭……互联网半壁江山纷纷支持联想，在大家看来依旧是在消费柳传志和联想过去的声望和品牌，一味的消费过去终究是不行的，立足未来做出有性价比，有科技含量的好产品回馈国内消费者比什么都强。

其实联想此次事件网络被发酵，应该也算是消费者不满联想的一次集中爆发，此次事件被翻出来只是一根导火索罢了。还有此前联想被剔除出恒生指数以及中兴事件催生的芯片爱国热潮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不解释清楚为什么卖给美帝的产品比卖给国内产品配置高价格低，终究难以让国内消费者满意。如果你不能让消费者得到实惠，长期把消费者当傻子，消费者和市场当然也就回借势展开口诛笔伐了，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有效定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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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看待越南最大运营商Viettel使用自研5G技术推出5G商业服务？

因为某种力量，越南弃用了华为的5G设备，决定自研5G，半年后，推出了自研的5G设备，这个速度远超华为、爱立信等企业。最终，被证实越南的自研5G实际为“贴牌”，核心设备和技术来自于爱立信。

这件事要从去年6月份说起，越南最大的运营商Viettle决定弃用华为的5G设备，自己研发5G技术。6个月后，也就是昨天，越南宣布自研5G设备成功，成为继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三星、中兴之后第6家成功开发5G设备的公司。相比越南的神速，华为研发5G技术用了近10年的时间。

但是，这则消息发布不久，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最终被证实越南的自研5G设备实际为“贴牌”，核心设备和技术均来自于爱立信。

2019年是5G元年，但是真正跟上时代步伐的，在5G领域拥有话语权的企业不是很多，其中华为算得上赢家。尚未研发出5G技术的国家，一般选择合作伙伴来建立5G网络，而特立独行的越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拒绝了华为，走向了自主研发的道路，决定投入数百万美元“巨款”自研5G技术。

Viettel的5G“国产化”最终被证实为不过一层皮而已，实际为贴牌的爱立信5G设备。目前，河内和胡志明两市的5G网络依赖诺基亚和爱立信设备搭建，也就意味着越南5G“自研道路”的流产。

相比之下，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拉西亚等东南亚主要国家，很久就为华为和中兴的5G设备“打开绿灯”，原因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便宜”。

对于囊中羞涩，同样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为什么会选择爱立信、诺基亚呢？原因背后可能是这家运营商的军方背景，viettel至今仍然是“军队企业”，由于某些原因，可能不得不弃用华为的5G设备。

5. 只有一首选入小学语文课本？

清高宗乾隆皇帝,名爱新党罗·弘历(1711-1799),,乾隆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期间的一些决策、措施,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如多次出兵,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等的叛乱,平定四川西部金川土司的叛乱;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进行管理;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公布《钦定西藏章程》,密切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些做法,都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安定社会环境的作用。另外,他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续三通》、《清三通》等典籍,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其中仅《四库全书》就辑有经、史、子、集四类书共79337卷,当然同时也篡改或销毁了对清政权统治不利的一些书籍,对中华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

乾隆一生喜欢读书,喜爱写诗。他不论何时何地都保持着写诗的习惯,他曾说过:“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初集诗小序》)。又言“平生结习最于诗”;(《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笑予结习未忘诗”;(《题玉澜堂》)。可见其对写诗之笃爱与写作之勤奋了。乾隆是我国诗歌史上创作最宏富的诗人,其诗作之多,在我国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清代昭梿在其笔记著作《啸亭杂录》卷一中记载,乾隆有“《御制诗》五集,至十万余首,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昭梿所言“十万余首”或另有所本,而经乾隆本人手定,现存世的《御制诗》五集却有41800多首;此外,加上他当皇太子时所写的《乐善堂全集》1030首,当太上皇时写的《御制诗余集》750首,合共有43580多首。这样的数目,几乎抵得上《全唐诗》全部的数量,真是令人惊奇。

乾陵诗作之多,一方面是他写得快,他有时兴头一来,一天可写诗十几首。如他乘舟游幸昆明湖,就是“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不到一个钟头就写了八首诗,其写作之神速,令人咋舌。又如他游香山,五天之内就“得诗凡六十七首”,(《香山旋跸》序)每天平均有十三、四首诗脱手,速度也真够快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很多诗并不是他亲手撰写,而是由臣下捉刀代笔的。如当时的大文学家沈德潜就曾替乾隆写过诗,沈德潜在徐述夔的文字狱案中受到牵连,死后官爵被夺,墓碑被砸,乾隆命人“搜其遗诗续之,则已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替皇帝作诗,又把其诗收进自己的集子里,这当然又是沈德潜的一大罪过了。不过关于请人捉刀之事乾隆本人也直认不讳,他在《乐善堂余集》序中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朕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态度还是比较坦诚的。

诗写得多、写得快,并不见得写得好。纵观乾隆全部诗作,虽不乏有清新自然、韵味淳厚之作，但总的来说是佳篇不多,艺术成就不高。他因为时时持着帝王的身份,又想在短小的篇幅里因事见理,同时还总想表现自己“文治武功”的政绩,所以他的诗歌给人总的感觉是矫揉造作、自诩夸矜、说教与八股气浓厚，与康熙的诗作相同,乾隆的诗中没有吟咏儿女风情、悱恻缠绵的诗句,没有描写纸醉金迷、轻歌曼舞的官廷宴饮场面,没有出现美女艳妃的形象,在乾隆诗中,连“酒”字也从来不用。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和乾隆本人的文学见解和作诗原则密切相关的。乾隆主张诗要言之有物,诗主要是用来言志的,故此他反对绮词丽句、轻靡浮艳的诗风认为凡属词意媟狎、有乖雅正的浮靡之作,都应该摈弃。“言志要归正,丽句却须删”;《藻韵楼》)，“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盘岗精舍》)。

也正是基于这种正统的儒家文学主张,乾隆在历代诗人中最推崇的是杜甫。他对杜甫每事不忘君、诗纪史实的作风大为叹赏、心折:“每一见之不忍舍”,“磬折吾当拜风下”;(《杜诗》)“葩经到此千余载,只爱杜陵菽粟文”;(《漫兴》)其钦佩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学习杜甫,自觉以诗纪事、以诗纪史,是乾隆诗歌的最大特色。“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惠山八景》注)在乾隆执政期间,举凡国家的政治活动、用兵征战、制度政策、政治设施,以及他本人的行踪游迹、思想观点、文艺学识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到描写,得到反映。

可以说,乾隆的相当一部分诗作,是他这位帝王的具体、形象的“起居注”,它对于了解、研究当时的历史和乾隆其人,都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史料,如他创作的关于军事征战和农业生产题材的诗歌,就是这样的“实录材料”,很有参考价值。乾隆晚年自称“十全老人”,他对自己在朝执政时的“十全功”,(即征战准噶尔、金川、廓尔喀各两次,以及出征回疆、台湾、缅甸、安南役)时时引以自矜,而他在每一次的军事行动中都写下了不少诗歌。这些诗及其序文、注解,都详细地记录了各次战争的始末过程,对每次战争的缘起、发展、局部战役的情况,都有翔实的描述;而他对战争的关注、胜利的喜悦、失利时烦恼、焦虑的心情等等,也时时在诗中透露出来。如《西陲》、《阿桂奏报净剿番回信至,诗以志事》、《明亮等奏新疆事宜-诗以志慰》、《西师底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等。这些诗或取材于前线的奏折军报,或是从由战场返京的将领口中获知,虽然是第二手材料”,但也可以裨补史书记载之阙,是今天了解乾隆朝历次战争过程的形象材料。比起康熙亲事征伐、躬身边塞战线所写的作品来,乾隆关于军事题材的诗歌,毕竟囿于军旅营地、金戈铁马、边地旖旎风光的真切生活感爱,而且诗意流于就事记事,闻报生感,因而诗的数量虽多,记录的材料也较全面翔实,但诗风显得枯索,艺术上的成就是远不如康熙同类题材的诗作的。

关于农业生产题材的诗歌,在乾隆诗集中占有大量的比例。乾隆对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及西郊的圆明园都辟沼良田,试种农作物,以验丰俭收成。“劳躬漫谓勤民亟,愁意多缘望雨浓”,(《御园耕种》)就是这种“亲耕”所得的体验与感受。当然,所谓“亲耕”,不过是种象征性的行为而已,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乾隆重农劝耕、殷切关注农事的心情。乾隆还写了不少求雨诗、喜雨诗,如《转晴量雨》、《躬举大雩祈雨》、《舟中夜雨》、《雨》,以及赈灾诗,如《山东上年被灾州县颇多》等等。这些诗表露了他体恤民情的心愿,叙述了他积极赈济灾荒的行动。昭梿《啸亭杂录》卷十载:“纯皇(乾隆)忧勤稼穡,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瀚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把这些记载与乾隆诗中所描写的史实互相参參看、印证,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乾隆执政期间所采取的政治措施,为正确地了解和评价乾隆本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除了描写军事征战和关心农事的诗歌外,乾隆还写了大量的巡幸纪游诗。他一生喜欢离开宫廷出巡外地视察游赏,足迹遍及江南塞北、名山胜地。当然,皇帝每一出巡,都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但因为是离开京城,离开宫苑,所以使他接触了一些下层情况,了解到一些地方风俗和民情,因而也写出了一些体恤劳动人民,有一定进步思想的好诗。如他南巡到浙江,看到了盐工们艰难的劳作,于是写下了描绘他们劳动情况以及对盐商盘剥行为不满的《塘上》、《咏煎盐者》等诗;他看到“老农背耘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的辛劳状况,不禁对自己“身为玉食人”产生了惭愧之情(《耘田者》)。这些诗虽然在乾隆诗集中数量不多,但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也是颇不容易的事了。

每到一处登临巡幸、观风赏景,都要纪游、吟咏,都要留下诗篇,这是乾隆的老习惯。而所写之诗,大多数为陈词滥调,板滞寡味。他的许多题景诗,信口吟咏,信手挥毫,有题一景数十首、或数百首的重叠往复,千篇一律,了无诗味可言。有些诗为了遵照旧制程式,规定体裁、字数,依样填写。充斥着陈言滥调,实是诗中劣品。另外,乾隆又很喜欢杜撰词汇,滥用虚词,随意增减成语、名词,以就诗律,凑足字数,所以他的诗歌又显得晦涩难懂。如“土尔扈特”减成“土尔扈”,“札什伦布”衍成“札什焕伦布”;又如《题史可法》:“象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中“月与霁”句,实是成语“光风霁月”的意,但在这首诗中,为了求得对仗,不惜把成语割裂,铺衍成联,这也是乾隆诗历来为人诟病之所在。

说到作为今天小学语文课本中收录的“飞雪”一诗，是乾隆四万多首诗中唯一入选课本的诗作了。读罢此诗，笔者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同时代郑板桥所写的《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这首诗和乾隆的飞雪相比，二者是惊人的相似。当然创作上的时间孰先孰后已不重要，但这种惊人的相似性背后，肯定是有借鉴的成分了。笔者并没有对此考证一番，不能妄下孰是山寨的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乾隆的这首飞雪诗，还是比较符合低年龄学生对于识数、算数的需求吧，所以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不可否认,乾隆也写了一些较好的纪游诗,这些诗自然流畅，较少说教与郊庙气味,有一定的艺术性。如《平湖秋月》:“春水初生绿似油,新娥泻影镜光柔。待予重命行秋棹，饱弄金波万里流”。又如《萧山道中作》:“溪窄绿鰧阔,水肥乌榜轻。开篷画芃蒨,挂席剪澄明。南国春方丽,越天云复晴。山阴指明月,已是镜中行”。描写江南山色风光,笔调明快清丽,语言生动,是其诗中上乘之作。在乾隆纪游诗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东巡盛京时所作的诗。如《驻跸吉林镜望叩长白山》、《科尔沁》、《柳条边》、《松花江捕鱼》、《翠云屏》等等。这些诗对地处僻远、比较闭塞的东北地方风光及人性习俗,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比如《松花江捕鱼》,这是一首歌行体诗,诗从松花江“潭清潦尽澄秋烟”的风光叙起,接着描写松花江边渔民的捕鱼场面:“施罟涉涉旋近岸,清波可数鲧鲈鲢”,“波里颓如玉山倒,掷叉百中诚何难”,“钩牵绳曳乃就陆,椎牛十五一当焉。举网邪许集众力,银刀雪戟飞缤翻”……飞叉捕鱼,呼号拖网,经过作者形象的描写,当时松花江边热烈的捕鱼情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可见得作者状情绘景的艺术表现功力。又比如《柳条边》一首,其在历史上的价值更是不可忽视。柳条边是清顺治年间至康熙中期陆续修筑完成的一条柳条篱笆,也称盛京边墙、柳城等等。清政府在盛京设置柳条边的目的,是用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柳条边猎牧、采参,乾隆的诗歌也反复说明柳条边是表明禁区界限的标志,以及行政区域的分界线,而绝非清朝的“北部边界”;“不关呃塞守藩篱,更匪春筑劳民惫”,“盛京吉林各分界,蒙古执役严谁何?”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因而这首诗在历史研究上的作用自不待言。

乾隆好读史,读诗,擅长书法,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他写了许多咏史诗,如他曾经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出106首以历史为题材的组诗,即《全韵诗》。此组诗按照106韵排列，上、下平声共30韵, “举唐虞以迄胜朝历代帝王之得失”,即是评价从上古到明朝灭亡的全部历史。《全韵诗》规模宏伟,全面体现了乾隆的历史观点,显示了他深湛的史学见识。他的《读贞观政要》一诗,流露了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景仰之情,也表达了自己励精图治的愿望;他的《读项羽纪》,对项羽这样一位失败的英雄,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些怀古鉴今之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乾隆的政治、哲学、历史观点。

要而言之,乾隆的一些读史诗比较能够抒写出他真实的性情,较少矫矜，虚饰成分,而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比较突出。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几方面外,乾隆还写了大量的赐赠诗,与宫室诸王及臣僚们的联句诗,以及反映宫中体育、观戏、娱乐的诗作……,不一而足。他的诗歌作品数量巨大,取材范围广泛,思想内容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虽不以艺术上的高超成就为后人所注目,但却以强烈的与时代政治密切联系的特点,和纪要写实的风格而著称。客观的评价，他的诗作,对于研究这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关键性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6. 中国历史上哪个家族最厉害？

曾看过一段记载：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程度武侯祠时看了唐代名相裴度写的一块碑文后，便问随行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陶撸茄：

“你在山西当父母官，知道裴度是谁吗？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家族出的宰相最多吗？”

还没等陶撸茄回答，毛泽东就笑着说，告诉你吧，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现在治下的闻喜县裴氏家族。

说起中国最厉害的家族，很多人一直记得是孔子家族，孔子的影响力不管是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孔子学院，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他的后人更是因为孔子的地位，使得家族经久不衰。但我们也知道，孔子家族其实只是因为孔子的影响才能持久，而在其后人中并没有多少出彩之人，相反的，每次国家有难，倒是孔子后人第一个出来投降的。

可是山西省闻喜县的裴氏家族，确实中国历史上出了宰相最多的一个家族，它以“河东裴氏”闻名于世，是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像裴氏这样，绵延两千年，兴盛八百年的家族，少之又少。

现在的裴柏村是一个典型对的内陆农村的样子，但在汉唐时期，这里曾属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根据记载，河东裴氏是最早一支由西北地区进入中原，以放牧业为主的氏族。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熏陶后，到春秋时期完全融入了中原。

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氏族迁徙到中原，所以裴氏家族在那个时期不上不上什么出众。但令人诧异的是，先前平淡无奇的裴氏家族，到了汉末魏晋时突然爆发，犹如黑夜中绽放的烟花在中原大地上炸开，然后进入了长时段的辉煌展示，长袖独舞到唐朝末年才暗淡。也就是说，裴氏家族在中国舞台上整整“表演”了八百多年。

用史书上的话来形容裴氏家族，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兴，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而存。”

裴氏家族肇始于裴潜，名字听起来就像“赔钱”，而这似乎也恰恰寓意着裴氏家族想要兴起，就需要努力赚足崛起的本钱。在裴潜之前也有出现过一些任务，但正史并没有为他们留下笔墨。

裴潜能超越先辈的地方在于，他是正史为之立传的第一个裴氏族人。《三国志》中记载，裴潜曾做过曹操的军事参谋，曹魏立国后，裴潜官至尚书令、封清阳亭侯，他是裴氏家族第一个宰相。

（裴潜）

裴氏家族的发展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从零到一，很难，从一到多，极易”。

为什么这样说？

裴潜的儿子裴秀、侄子裴楷，并列晋朝公候，同为宰相，荣耀无比。之后，裴秀之子裴頠、裴楷之子裴宪，先后官至晋室侍中，也都被封为宰相。因此，所谓的从一到多，就是从裴潜开始，祖孙三代，五人入相，中间也才四五十年时间，这个家族犹如开挂一般成为巅峰家族。

你以为这就是河东裴氏的厉害之处了吗？不，这点成绩还只是这个家族的崛起前的一个小小的热身而已。

（裴秀）

唐朝289年时间里，裴氏家族才显示出他们傲人的成绩，在这段时间里河东裴氏一共出了17个宰相。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裴氏排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家族还出了节度使、将军、都督、尚书、刺史等高管更是一大批，就连驸马都有10个。那时候的人常说，哪里有高官，哪里就有裴氏家族的人。

盛极在唐朝，暗淡在五代，虽然五代以后裴氏家族走向莫若，但还是偶尔有大人物出现，这个家族犹如一颗苍天大树，即便树枯叶落，但根基还在。

明末大儒顾炎武曾出访裴柏村拜晋公祠，说在村里登垄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连着100多个墓主都有名字、官爵可考。这次出访后，顾炎武总结裴氏家族的兴盛原因，联姻、世袭、自强。

这个总结是没错的，河东裴氏的起落与门阀制度的兴衰轨迹基本一致。作为大唐开国功臣的裴寂，更是打下了这个家族此后两百多年兴旺的根基。然而，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古时代，世家大族的起落，总是跟着历史的走向挂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常态，没有哪个家族可以保证恩泽永久。

而河东裴氏确实独特的一支，除了时代与制度的因素，还有着其他更为深层的原因，才能让他们在滚滚历史车轮中保持了几百年的兴盛。

裴氏家族一直把这16个字作为家训来教育子孙，所以欧阳修就曾指出，良好的加封是裴氏兴盛的主要原因。从裴氏历代子孙中都能看出，他们时刻都遵守这些家训。

重教即重视教育，这是一个家族能够长盛不衰的基础。古代的大家族要么依靠经济实力、要么是武将之后，而裴氏家族是通过教育形成家学门风，确保人才辈出，这才不会是时代所淘汰。

许多人在读《晋书》、《南史》、《北史》货新旧《唐书》时会发现，无论读到哪个裴氏人物，基本上的介绍都是“博学多才”、“博览群书”、“世以儒学为业”等。由此可见，裴氏的族人们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走上仕途的。

武则天时期的著名宰相裴炎，早年在弘文馆就读时，每逢休假，其他同学都出去玩耍，只有他依旧埋头苦学。人事部要举荐他做官，被他拒绝，理由就是“我的学业还没完成”，最后苦读十年，靠自己的能力入朝为官。

唐宣宗名相裴休，年少时跟兄弟两个一起读书，“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最后兄弟三人皆进士及第。裴氏家族非常推崇“自立求功者荣，因袭获爵者耻”的精神，所以他们一直都把靠自己的能力入朝为官视为荣耀，而不是靠父母或家族的实力一步登天。

裴氏家族意识到，建功立业很重要，但不能忘记道德修养，有德的能人，利国利民，无德之人，祸国殃民，历史上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的人太多，有了权力之后往往误入歧途，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

裴氏家族最后把家训的落脚点放在了道德上，总结出来拎出四个字“廉洁自律”，这是对成才之后的子孙的训诫，也正是这四个字抓住了人性堕落的要点。

一个人堕落的诱因，买么贪恋、要么美色，所以要经常自我反省，做到廉洁和自律，才不会在权利、金钱和美色中迷失之握。

（裴松之）

例如，裴昭明是裴松之的孙子，作为名门之后，但他不贪暴利，为官清廉，仅靠微薄的俸禄过日子。就连齐武帝都感叹说，我读的书少，不知道哪个古人能跟裴昭明做到一起的清廉。

良好的家风，先人的家训让裴氏族人为了能够在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官场中生存下来，他们都小心敬慎的做事，为求在浊世中保住操守。

当然，没有人可以说裴氏家族不出贪官，但史料记载他们中的贪官很少，极少。在历代正史记载中，被立传的裴氏族人有105人，除了北朝的裴景颜、唐朝的裴延龄几个人外，其他人均可用“廉洁自律”来形容。

古人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河东裴氏没有为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也没有深宅大院，他们为子孙留下的是修身养性的道德典范，以及自强不息，靠自己努力的精神。

历史的车轮碾压了多少的贵族姓氏，风沙淘尽了无数名门望族，但唯有河东裴氏能够足足兴盛了八百年之久，这是让所有大富大贵之家望尘莫及的。所以，说裴氏是长盛不衰的家族，一点都不为过。

7. 被蒙古瓦剌俘虏的英宗才被放回？

在于谦的努力下，瓦剌放回了明英宗，但明英宗复辟后却杀了于谦，为何？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问题再细分下，分为三个小问题：

第一，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俘一年后，瓦剌为什么放了他，于谦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第二，明英宗为什么能复辟？

第三，明英宗复辟杀于谦的原因是什么？

只要搞懂了这三个问题，笔者相信对于谦被冤杀你会有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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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49年），亲征瓦剌的明英宗在回师途中，兵败土木堡，二十万大军溃败，扈从的公侯伯爵、文武大臣战死大半，就连皇帝本人也成了瓦剌的俘虏，大明国耻直追前宋。

八月十六日，居守京师的郕王朱祁钰与文武百官，得到六师失陷土木的消息后，无不惊怖万分。言南迁避祸的人大有人在，还是于谦等人力主死守，才没让大明王朝重蹈北宋南渡的覆辙。

为了收拾北京城的人心丧乱，恢复朝廷的运行秩序，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孙太后听从百官意见，于十八日敕命郕王朱祁钰暂摄国政，总算令混乱的京师有了主心骨。

但此时瓦剌太师也先手上有大明皇帝，可谓奇货可居，在带着缴获的庞大辎重返回草原的也先，一路上挟持明英宗差点骗开宣府、大同重镇，国防形势对战败的明军非常不利，只要贵为天子的明英宗一天在瓦剌手上，那大明就难免不受制于人。

为此朝臣议论汹汹，还抱有赎回皇帝幻想的孙太后，在当月二十日，又下诏册立明英宗庶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以安人心，并去掉了郕王头上的“暂”字，令其监国摄政，如此既保住了明英宗一系的帝位传承，又保证了国家大事的正常运转，随时可以等待皇帝回朝。

但孙太后的这套监国制度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皇帝若是赎不回来，反倒成了也先攻打京城的旗帜，有那样一副天大的牌面在，皇帝命你开城你开不开？到那时你听太子和郕王的，还是皇帝的，势必引起人心与行政系统的大混乱。

但让太子继位为帝呢？那就更麻烦了，太子不过三岁孩子，根本处理不了军国大事，到头来还得监国的郕王做主，那又回到了上边棘手的问题中，明英宗的命令你郕王听不听？郕王只是总摄百官，有啥名义抗衡明英宗的旨意？

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军民也容易信服，不至于面对乱命不知所从。

所以郕王为帝是远远优于年仅三岁的朱见深的，正是出于现实国情的考量，百官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无不上书太后早下决断，这才有郕王被立为新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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郕王朱祁钰于九月初六继位，是为明代宗，景泰帝。

之后瓦剌大军在也先的带领下，分三路攻明，其中也先的西路主力军挟持明英宗攻破紫荆关，迂回北京侧方，直达西直门外。

为了瓦解明军的抵抗信心，瓦剌以明英宗的名义传令守城的于谦等人出城见驾，明显的诱杀企图，自然被于谦识破，他一面晓谕全军只可专心军旅之事，不能受外界干扰，一面另派使臣出城见驾，和也先商讨送还英宗的事宜。

也先当然没有送还英宗的意思，见不能诓骗于谦，开始派军攻城，此役从十月十三日开始一直到十五日晚结束，也先大败，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胜利，并且听到其他两路军攻打边关失败的消息，惊慌之下，忙带着英宗皇帝撤退，逃回了草原。

大明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大变故，总算转危为安，接下来摆在景泰君臣面前的，便是如何巩固边关，迎回英宗的问题。

也先挟持明英宗逃回草原，这个被尊为太上皇的明英宗，在也先手里早就从“奇货可居”变成了“烫手山芋”。

为了防止瓦剌再次挟明英宗入寇，景泰帝与于谦多次令边将谨防虏情有诈，明朝已经有了新皇帝，边关将领有旨意可遵循，根本不会理会也先拿明英宗来讹诈。

想想看，已经有过一次北京保卫战，差点亡了大明，后果很严重，除了表面的尊重外，谁还会把太上皇当回事？景泰帝自战后，威望如日中天，全国上下都已经上表称颂，可谓士庶归心，帝位已经稳固了。

瓦剌以也先部最强，其余脱脱不花汗及阿喇知院两部已经率先和明朝恢复和平，再次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只有也先因明英宗的关系迟迟被明廷拒之门外，正是明廷对瓦剌的严防死守，军事外交两厢强硬，让也先讨不到好处，这才生出了送回明英宗，重新与大明恢复朝贡贸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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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多次放低姿态表达送回明英宗的请求后，明廷上下都开始相信也先的诚意，但却让景泰帝左右为难。

太上皇回来后，怎么安排，他是不是要退位？

因此在遣使迎回英宗一事上，景泰帝一直拖延不办。

最后还是吏部尚书王直和兵部尚书于谦代表百官表态，“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才使景泰帝勉强允许使者出使瓦剌。

景泰元年七月初一，景泰帝以礼部侍郎李实为正使，但却不提让李实迎回英宗之事，这次出使摆明了只是景泰帝的一次试探。

在李实出使后不久，也先又派了一支使团借脱脱不花汗的名义入贡请和，在使臣的再三力请，及百官的劝谏下，景泰又派了右都御史杨善为正使随瓦剌使者回草原商量和议。

而李实这一支使团在达到瓦剌后，受到了也先盛情款待，但由于李实没有得到授权要求迎回英宗，且也先也存了再讹诈明廷一大笔钱财的想法，迎驾之事自然没达成一致，李实返回时，也先迫切的希望明廷早日迎回英宗，并不惜放言威胁，若果八月初五前还不接太上皇，那边关百姓等着吃苦吧。

可实际也先也就是逼急了瞎咋呼，使团一来一回二十多天，等明廷要迎回明英宗，那也早过了也先定的日子，到那时难道会真开战吗？

反倒是李实回京后，也先主动将边境上的军队撤回了，释放最大善于来促成和议，期待明廷迎回明英宗。

李实带回的消息和也先和谈送还明英宗的诚意，令明廷上下都极力主张派使臣迎复英宗回朝，景泰帝拖延不得，只得遵从，可使臣还没选定，就得到第二支使团杨善等人传回的消息，太上皇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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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一行随瓦剌使团于景泰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到达了也先营帐。

也先在拿到景泰帝赐下的敕书时，却看不到丝毫有迎回明英宗的话语，也先当然要询问怎么回事。

杨善这次出使也没有得到授命要迎回太上皇，可杨善却忽悠道：这是皇帝为了成全太师（也先的官职）的威望，若是太师主动送还，则表明太师是诚心所为而不是迫于朝廷的命令。

也先一代枭雄，不可能相信这套鬼话，只是这时也不好反驳，总不能真为此错过送还英宗的机会，和明廷再打一仗吧，于是顺坡就驴认可这个说辞。

但也先不甘心，又提出让明廷奉上财货，杨善又道：太师不要金银就送回太上皇，必然能博个美名，到时让史官好好写写，必然名垂青史。

见明使油盐不进，也先也放弃了最后占些便宜的想法，打着哈哈对杨善道，那回京后一定要在史书上好好写写。

最后本不是来迎英宗的杨善，就这么在也先迫不及待送回明英宗的情况下，居然轻易就迎回英宗皇帝。

所以看英宗回朝始末，虽说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明廷在对待也先的态度上，这中间于谦也是有大功的。

首先于谦力主抵抗，挫败了也先妄图挟英宗攻城的图谋，并且于谦整顿边防，充实边军实力，在军事上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令也先即便挟持英宗，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让一张好牌沦为鸡肋，也先无法讹诈大明土地、金钱，为了部族的经济，到最后只能和大明和谈，送还英宗也成了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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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朝的英宗被景泰帝安置在南宫，严加防范，只是景泰帝福薄，唯一的儿子还死了，到了景泰七年末，景泰帝染病，无人继统，这就给了阴谋家暗中串联的机会。

内宫的太监曹吉祥在景泰七年十二月时，开始串联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图谋幽居南宫的太上皇复位。

为什么要选太上皇复位，其实还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当时景帝无子，病逝后最有资格继位的就属因土木之变退位的太上皇，以及太上皇的长子朱见深。

而朱见深在百官那里是最被认可的，毕竟明英宗有愧社稷，可朱见深之前是太子，大臣当然倾向于后者。

不过若是朱见深继位，那属于群臣拥立，就没曹吉祥等人什么功劳了，政治投机当然要选最大化的那方，明英宗肯定感激帮助他复辟的人，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曹吉祥等人能得到天大的权势。

于是在景泰八年正月初，景泰帝病重不能上朝后，他的亲信武臣石亨也生出异心，和曹吉祥走到了一块。

为了能使太上皇复辟成功，曹吉祥和石亨又找了文臣徐有贞出谋划策，最后定下了赶在文武百官约定于正月十七日早朝讨论立储事宜前，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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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七日凌晨时分，石亨和张軏率领几百人子弟兵混在守御官军当中，通过了长安门进入内城，然后直奔南宫崇质殿，破坏宫墙迎出了明英宗。

随后明英宗被石亨等人抬着入东华门，与守门的官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终于进入了紫禁城。当时朝会还在准备当中，明英宗入奉天殿，升御坐，鸣钟鼓开启宫门，令百官入朝。

当百官看到明英宗后，无不惊讶，英宗皇帝复辟虽说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达成的，可此时是非常时期，景泰皇帝病重，估计没多久就会驾崩，到时总要有人当皇帝，而太上皇继位还有有合法性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人心惶惶之下，即便有人疑惑，可看到在御座上的明英宗，考虑到英宗毕竟是君，在短暂错愕后百官也就都接受了事实，纷纷跪拜叩头，认可了此次复辟行为。

但当天中午，明英宗在宣告重新即位时，又下达了逮捕大臣于谦和王文，以及景泰帝在司礼监的亲信宦官的诏命。

其实这里边有个问题，那就是在英宗复辟时曾安抚百官，令百官仍旧用心办事，共享太平，笔者认为这可不是托辞。

大家想想看，明英宗经历过土木之变，差点毁了大明，这时候复位当然是底气不足的，按照逻辑只能是笼络重臣，以寻求他们的支持，这样皇位才稳嘛。

可半天不到，明英宗忽然翻脸，太过突兀了，只能是因为复辟成功后，政变集团着急要摘果实的原因。

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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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集团多数都是武臣，在文官政治之下没有太多话语权，唯一的徐有贞官职当时不过是副都御使三品官，即便迅速入阁，可在一干老臣当中也是势孤，若是任凭政治轨迹还延续之前的惯性运转，哪会有他们的干政的事。

还是那句话英宗复辟虽不合规，但绝对合法，清除满朝老臣实际不符合英宗利益的，却符合政变集团利益。

为了快速在朝堂站稳脚跟，徐有贞。石亨、曹吉祥采用杀人立威的手段，自然是首选。那么，既然要杀人了，杀谁也是有讲究的。

被杀的人必须得位高权重，且杀了之后不会引起百官的强烈反弹。

在六部堂官中于谦为人正派，性格孤直，得罪人的事没少干，从私人恩怨上讲，徐有贞、石亨都非常恨他，而英宗在被俘期间，受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策影响，未必没有芥蒂。

所以杀了于谦，即便满世界都知道他是冤枉，也很难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极力去营救于他。

不像其他重臣王直和胡濙，都是五六朝元老，左右逢源、长袖善舞，门生故吏遍天下，选他们开刀，政治成本太高，很容易让他们运作百官抱团敌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在于谦被捕的几天内，明英宗一直在犹豫，毕竟于谦有大功于社稷，怎能随意处死？

可徐有贞等偷换概念，给于谦按上图谋迎立外地藩王为帝的罪名，以此劝谏明英宗，说不杀于谦夺门复辟师出无名。

按照徐有贞给英宗的解释，英宗继位是为了阻止于谦谋立外藩的阴谋，才发动夺门之变的，这是偷偷隐去了英宗继位应有的合法性，让英宗陷入徐有贞等人营造的逻辑陷阱里，以为只有夺门这种途径他才能重新登上皇位，杀于谦才能令夺门复辟名正言顺，这才促成了英宗下定决心处斩于谦。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李贤给明英宗分析，告诉他根本不需要夺门冒险，景泰驾崩，百官自然会去迎，纵观全局获利的只是政变集团的小人们，由此明英宗恍然大悟，下诏彻底否定了夺门政变。

于谦死的冤枉，最后于成化初年被平反。